参考资料：
1. 刘统，《火种：寻找中国复兴之路》，2020 年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2. 金一南，《为什么是中国》, 2020 年，合读创（北京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4. 杨奎松, 《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》，2008 年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01
在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中，有一句话几乎无人不晓：“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屈辱史。”
从晚清到民国，国家的积弱与军队的失败如同一道道伤痕，深深刻在历史的记忆中。
那是一个列强瓜分、战火连绵的时代，中华大地上的军队一次次在强敌面前溃败，留下的不仅是疆土的丧失，更是民族尊严的沉沦。
晚清时期，闭关锁国的政策让中国在经济、文化、技术上全面落后于西方。
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，而大清帝国依旧沉浸在“天朝上国”的幻梦中，军队装备陈旧，训练落后，战斗力自然不堪一击。
诚然，冷兵器对热兵器的差距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劣势，但这并非全部真相。
清军的武器并非完全不堪一击，尤其是在某些关键战役中，装备水平并不算最差。
以北洋舰队为例，这支号称“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”的海军力量，在19世纪末曾是东亚地区的顶尖存在，拥有铁甲舰、巡洋舰等先进装备，吨位与火力在亚洲首屈一指。
然而，即便拥有这样的硬件实力，面对外敌时却依然难逃惨败的命运。
1894年，甲午海战爆发。
清朝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生死较量。北洋舰队的旗舰“定远”号与“镇远”号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铁甲舰，火炮威力不俗，舰体坚固。
然而，战斗的结果却令人痛心。
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，旗舰被击沉，士兵死伤无数，日本舰队则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压倒性胜利。
战后，北洋舰队的残骸漂浮在黄海之上，曾经的“亚洲第一”沦为笑柄。
失败的原因远不止装备问题，军队内部的腐败、指挥的混乱、士气的低落，才是真正的致命伤。
士兵们缺乏统一的信念，军官们各怀私心，战斗中甚至出现临阵脱逃的现象。这样的军队，即便装备再精良，也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空壳。
时间推移到民国时期，军队的战斗力依旧没有显著提升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国军在装备上虽有一定改善，先后引入了德国的德械、苏联的苏械以及后期的美国美械，武器不再是简单的烧火棍。
然而，面对日军的侵略，国军却依然节节败退。
从淞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，再到后来的武汉会战，国军几乎每战必退，最终被迫退守西南大山之中，将大片国土拱手让出。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到了1944年，日军已然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，兵力捉襟见肘，处于垂死挣扎的状态，却依然能在豫湘桂战役中对国军造成毁灭性打击。
这场战役被称为“豫湘桂大溃败”，国军数十万部队在日军不到十万兵力的进攻下土崩瓦解，丢失大片战略要地，伤亡与逃亡人数触目惊心。
这一战不仅让国内民众寒心，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彻底失去信心。
站在历史的视角回望，武器装备的差距固然存在，但绝非决定性因素。
晚清的北洋舰队有先进舰船，民国的国军有外援装备，却依然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。
军队的组织涣散、士气低迷、缺乏信念，才是深层根源。
那时的士兵多是为了一口饭而从军，军官多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指挥，战斗中稍遇逆风便一哄而散。这样的军队，如何能抵挡外敌的铁蹄？如何能守护国家的尊严？
02
时间转到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百废待兴。
仅仅一年后，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这场战争成为新中国军队展现战斗力的舞台，也成为世界重新审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。
在这片冰雪覆盖的异国土地上，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志和战绩，彻底改变了世人对这支军队的认知。
朝鲜战争的背景异常复杂，联合国军以美国为首，集结了17个国家的力量，装备精良，拥有飞机、坦克、重炮等现代化武器，火力覆盖能力远超任何对手。
而志愿军一方，装备却极为简陋，大部分士兵手持步枪和手榴弹，缺乏重型武器支援，甚至连御寒的棉衣都难以保障。
敌我双方的武器差距，远大于抗战时期国军与日军之间的差距。然而，就是在这样的绝对劣势下，志愿军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战斗面貌。
1950年10月，志愿军跨过鸭绿江，正式入朝作战。
在前三次战役中，志愿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连续重创联合国军。
第一次战役，志愿军在云山地区击溃美军骑兵第一师，这是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首次重大失利；
第二次战役，长津湖之战，志愿军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极寒环境中，围困并重创美军陆战第一师，迫使其仓皇撤退；
第三次战役，志愿军突破“三八线”，直逼汉城，联合国军被迫全线后撤。
这三战，志愿军以1对17的兵力对比，硬生生将装备占优的对手打得节节败退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。
士兵们在冰雪中埋伏，忍饥挨冻，甚至用冻僵的手指扣动扳机，只为完成任务。他们的战斗意志，让对手也不得不敬畏。
如果说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对国民党军队的摧枯拉朽，还只是国内战场的表现，那么朝鲜战场上的战绩，则真正震惊了全世界。
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们开始重新评估这支军队，甚至连一向自视甚高的美军，也不得不承认志愿军的顽强与战术素养。
战后，新中国军队“武德充沛”的形象成为全球共识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随之显著提升。
从曾经的“东亚病夫”，到能够与世界强国正面抗衡，这一转变发生在短短几十年间，令人瞠目结舌。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所面对的装备劣势，远超抗战时期国军与日军的差距。
国军有外援装备尚且一败涂地，而志愿军凭借简陋的武器却能逆风翻盘，这彻底推翻了“唯武器论”的解释。
战斗力的提升，显然不在于硬件，而在于更深层次的因素。
这支军队的士兵为何愿意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，依然前赴后继？他们的信念从何而来？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旧军队相比，他们究竟有何不同？
03
新中国军队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，其根基可以追溯到1927年，那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的起点。
经历了晚清与民国的屈辱，中共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，希望通过建立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，改变国家的命运。
然而，这支军队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重重困难，成分复杂、思想混乱、外部围剿，种种挑战让建军之路布满荆棘。
1927年，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，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，中共被迫从城市转向农村，寻求新的革命路径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党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，试图通过武装斗争打开局面。
然而，敌我力量悬殊，起义均以失败告终。
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伤亡惨重，秋收起义也未能实现攻占长沙的目标，部队士气低落，几近溃散。
毛泽东审时度势，果断放弃不切实际的计划，带领秋收起义的残部前往井冈山，寻求立足之地。
1927年9月，他在三湾村进行了一次关键的改编，史称“三湾改编”，提出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的理念，试图通过党的领导来凝聚部队。
然而，这一理念在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，许多人对其必要性心存疑虑。
与此同时，朱德在南昌起义后，承担了更为艰巨的任务。
他率领三千人在广东三河坝阻击国民党钱大钧部的两万追兵，掩护主力南下。
这几乎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，朱德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
主力部队在汤坑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，领导人四散突围，而朱德在三河坝也陷入绝境，部队伤亡惨重，士气跌至谷底。
到了10月底，师级以上干部几乎走光，仅剩朱德、王尔琢和陈毅等少数人坚持。
面对一哄而散的危机，朱德坚定地传达革命必胜的信念，号召愿意继续战斗的人跟随他前行。
最终，他带着仅剩的800人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抵达井冈山，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。
这800人中，包括了后来成为解放战争中耀眼将星的林彪、粟裕等人。朱德的坚持，为革命保留了珍贵的火种。
1928年4月，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，按照中共中央指示，部队编成工农红军第四军，简称红四军。
会师后，红四军实力大增，士气一时高涨。
然而，部队成分的复杂性很快带来了新的问题。
红四军主要由三部分人马组成：
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，以农军为主，改编为31团；
朱德和陈毅带来的南昌起义部队，正规军出身，改编为28团；
以及井冈山本地的袁文才、王佐部，改编为32团。
这三部分在战斗力、思想觉悟和行为习惯上差异巨大，矛盾不可避免。
战斗力方面，28团作为正规军，训练有素，作战能力最强，常被安排冲锋陷阵；31团作为预备队，负责支援和堵漏；32团则多负责看家护院。
战利品分配却成为导火索，28团认为自己出力最多，损失最大，却要与出力较少的31团和32团平均分配，内心不满，刻意不支援农军枪支弹药。
而农军在筹款筹粮上占优势，经济条件较好，却也不愿资助28团，双方关系日益紧张。
军纪方面，28团出身军阀部队，纪律涣散，思想觉悟较低，而31团经过三湾改编，党的领导已初步落实，纪律相对较严。
毛泽东对28团的作风提出严厉批评，引发朱德和陈毅的不满情绪。
军饷问题更是雪上加霜，朱德部队上山前每人每月12块大洋，而毛泽东部队仅3块大洋，会师后因经济困难，毛泽东废除军饷制，改为供给制，官兵待遇一致，这让28团更加抵触。
矛盾的积累最终导致了危机。
1928年8月，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起围剿，红四军内部问题暴露无遗，29团溃散，28团2营长袁崇全带兵叛变，团长王尔琢在追击叛军时牺牲，史称“八月失败”，部队实力大损。
1929年初，井冈山根据地难以为继，红四军被迫转移至闽西赣南地区，面临敌军围追堵截和给养匮乏的双重压力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内部出现了“分兵之争”，部分人主张分开行动，各寻生路，朱德与毛泽东为此在1929年2月3日的罗福漳会议上爆发激烈争论。
毛泽东以党前委书记的身份压下分兵提议，却因此成为“少数派”，地位受到挑战，部队内部的裂痕进一步加深。
04
1929年，红四军在外部围剿与内部矛盾的双重压力下，处境愈发艰难。
井冈山的失守、部队的转移，让这支年轻的军队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。
然而，正是在这一年，红四军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与争论，最终在福建古田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，奠定了人民军队的思想根基。
1929年4月，中共中央的“二月来信”辗转送达红四军，信中对红四军的处境表示悲观，要求部队解散为小股游击队，并让毛泽东与朱德离开红四军回中央另行安排工作。
这一指示引发了强烈反响，毛泽东与朱德均表示反对，认为中央过于悲观。
毛泽东尤其激烈，致信中央反驳其意见，这一举动却让朱德等人感到不适，认为毛泽东有对抗中央的倾向。
加上平时毛泽东在部队管理中的强势作风，被部分人指责为“家长制”，内部对他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。
一些原本主张分兵的人借机攻击毛泽东，再次掀起是否分兵以及朱毛去留的讨论，矛盾公开化。
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，让局势更加复杂。
刘安恭与朱德是四川老乡，曾留学德国并参加南昌起义，军事经验丰富。
他明确支持朱德，主张前委只管大方向，军队事务由军委负责。
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坚持的“党指挥枪”理念直接冲突，毛泽东对此高度警觉，认为这种主张有走向“枪指挥党”的危险，等于重蹈军阀部队的老路。
两人矛盾迅速升级，刘安恭甚至在一些决策中刻意排挤毛泽东，例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找毛泽东签名，讨论攻打龙岩时也不通知他参加。
红四军高层的局面变得异常紧张，刘安恭与朱德站在一边，陈毅试图调和但更偏向朱德，毛泽东则几乎孤立无援。
1929年6月8日，白沙会议上，关于是否保留军委的争论达到白热化，这实际上是前委与军委权力分配的根本问题。
毛泽东愤怒表示，既然被指责为“家长制”，那前委书记一职他不干了，让其他人接手。
会议中，大多数人对毛泽东有意见，认为他不干也无妨，最终陈毅意外成为代理前委书记。
随后，在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，问题非但未解决，反而更加严重。
陈毅主持会议，试图平衡双方意见，通过了“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，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”的决议。
更出乎意料的是，会议对前委领导班子重新选举，毛泽东与朱德双双落选，陈毅正式当选前委书记。
这一结果让三人都始料未及，毛泽东尤其失望，他一手缔造的红四军却将他排除在外，加之身患疟疾，他黯然离开部队，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前往闽西蛟洋。
毛泽东离开后，红四军开始实行“自下而上的民主制”，试图通过充分讨论决定事务。
然而，这一模式很快证明不切实际。
面对湘军四个团的围剿，红四军召开会议讨论对策，各纵队领导站在自身立场争论不休，根本无法达成共识，会议变成了一场无果的“纵队联席会”。
朱德难以掌控局面，有人提议放弃闽西固守，转向闽中发展，这一提议竟被通过。
红四军离开闽西前往闽中，却因缺乏群众基础、地形与敌情不熟，迅速陷入困境，损失大量兵力与武器，最终在闽西特委的建议下被迫返回。
紧接着，中央指示红四军趁广东军阀内战之机开拓东江根据地，但因“民主制”导致的决策拖延，红四军到达东江时军阀内战已结束，敌军集中兵力反击，红四军再次遭受重创，史称“冒进东江”，刘安恭也在此战中牺牲。
接连的失败让红四军内部思想混乱，士气低迷，许多人开始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“有限民主”与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。
朱德等人多次邀请毛泽东回归，但毛泽东因病重与对陈毅调和态度的不满，多次拒绝。
1929年10月，陈毅从上海返回，带来中央“九月来信”，明确批评红四军七大决议，支持毛泽东复职前委书记，并对朱毛两人的工作方法提出善意批评。
朱德与陈毅联合致信毛泽东，承认自身错误，诚恳请他回归。11月26日，毛泽东终于回到红四军，三人见面后坦诚交流，隔阂一扫而空。
1929年12月28日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，史称“古田会议”。
会上，陈毅首先对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的错误进行检讨，并传达中央“九月来信”的内容。
在经历了诸多挫折后，官兵对毛泽东的建军理念有了深刻认同，会议一致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》，即《古田会议决议》。
决议明确了红军的性质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装集团，其任务不仅是打仗，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；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；强调通过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改造部队。
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，红四军内部矛盾得以彻底解决。
这一决议不仅成为红四军的建军规范，也为全国红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，从思想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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